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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殺死自己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任誰也難以接受這樣的母子情分

當代中國環境下,極端的貧困到底是貧困者自食其果還是社會問題?
盛世下,中國的貧困問題究竟是在同步改善,還是脫離開了發展的康莊大道?

遺憾的是,在中國大陸,討論進行到一半,文章就被輿論管控封殺。牆外的諸位,不如我們在這裡繼續來討論一番?

該篇文章刊登在大陸社交媒體上後,被瘋狂傳閱,而後被封殺。

一、

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

如果沒有楊改蘭令人窒息的“自我滅門”,誰會相信我們這個“盛世”下有這樣慘絕人寰的生態與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時許,甘肅省康樂縣景谷鎮阿姑山村,28歲女子楊改蘭在其家房屋後一條羊腸小道上,用斧子將自己的4個親生子女(一個6歲,兩個雙胞胎5歲,一個三歲)一一砍殺,在發現孩子未死後,又逼迫他們喝下農藥,隨後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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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楊蘭芳聞訊趕去時,楊改蘭還沒斷氣,馬上要報名讀一年級的6歲的大重孫女也沒斷氣,但看起來十分痛苦。她曾經請求,讓楊改蘭把這個孩子“留下”,但楊改蘭沒同意——這個女人很決絕、近乎殘忍地不給親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機會。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電話趕回後被眼前的一幕嚇傻了,他一言不發、沒流眼淚,抱起還沒死的小兒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兒子斷氣了,他又木然把兒子抱回家。

在平靜料理完一家人的後事後,這個男人也以喝農藥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二、

景古鎮阿姑山村位於景古鎮東北面,距鎮ZF6公裏,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占總戶的 38%。低保戶56戶、152人,占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

19歲結婚的楊改蘭就生活在這個村裏。她幾乎撐起了一個家,帶著4個子女和父親一起生活,還要照顧奶奶。楊改蘭家的生活環境,用盡詞典中對於貧窮的形容都毫不為過:那是村裏人都說最窮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風幾乎都會吹翻的土坯房,那是連大門都關不嚴、家裏任何值錢物件都沒有的危房。楊改蘭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勞作,平日一個人帶著4個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連電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裏生活。

入贅的丈夫李克英平時外出打工,家裏的十畝土地,各種農家雜貨,4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學等等一系列沈重的問題,都壓在了楊改蘭的肩頭。麥子和大豆是當地較為常見的農作物,幾乎也是楊改蘭一家的口糧和重要經濟來源,農民看天吃飯,十畝貧瘠的土地種上小麥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夠有個三四千,不好的話,除了能吃飽飯,啥也幹不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無盡的苦海中掙紮,沒有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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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事件令香港一度成為全球輿論的焦點,然而這種通過暴力來向政府申訴的模式卻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六七暴動”是一次在大陸文革影響下爆發的全民反擊港英政府的暴力事件,該事件與佔中的血脈相連,也使之成為港警一度想要隱瞞的一段歷史。

上世紀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勞資關係緊張,蓄積了長期的社會矛盾。沒成想的是,在文革的影響下,爆發了香港首次反抗政府高壓統治的歷史事件。

六七事件的親歷者寫下了在當時他所經歷的來龍去脈。它與佔中過程極其相似,卻獲得了一個不一樣的結局。

以下為當事者回憶:

當時的香港還不算中國最發達的地區,因此發生暴力事件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記得當時每隔十天的樣子就會發生一次大的暴動。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左翼社團組織遍地皆是,他們堅定地維護毛澤東政權。

如果不是發生了飢餓和恐慌,僅僅靠共產黨力量想和政權對抗是很困難的。殖民地政府也在對他們進行不斷的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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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的那場大罷工曾一度發展成為了整個香港和殖民地政府之間的暴力對抗。那些在之前就與北京文革有密切聯繫的工會,進一步推動了暴動的發展。

暴動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流血事件,記者梁波在自己的車內被活活燒死之後,在香港的暴動被迫轉入了保守階段。梁波作為一名廣播記者,被活活燒死在了自己的車內,這件事徹底激怒了香港人,也成為在香港捍衛新聞自由的一個標誌事件。

在這場暴動中,香港死亡人數超過了50人,包括5名警察。同時,也造成了公共設施的破壞,損失高達百萬港元。值得一提的是,大陸的媒體支持香港暴動,甚至還散佈了關於中共要收回香港的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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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年一度的選舉投票剛剛落下帷幕。在香港這樣一個地方,選舉期間除了馬路上激增的拉選票志願者,樓道裡也能聽到阿婆眉飛色舞地在談論着投票。

16年的投票人數較以往有增無減,不少投票站需要排隊投票。大概因為經歷過佔中後,各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這一次的選舉投票會是有效彰顯後佔中時代香港政治動向的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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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佔中時期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尖銳對抗,不僅存在於議會中激烈高亢的辯論,更在民間團體之中戰火四起。不同派別的團體之間因為政見分歧互相踢館的事情,時有發生。

其中,建制派團體愛港之聲阻礙真普選聯盟研討會致其停滯的事件,在當時引發了不小的熱議。

衝突的一方是由12個泛民主派組成的真普選聯盟,該聯盟由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系教授鄭宇碩發起,旨在盡力實現香港雙普選,即他們口中的真普選

愛港之聲是香港的一個建制派為主的政治團體,在佔中期間曾舉辦大小多次集會,並得到媒體的曝光。

陽光網視在佔中期間曾對該團體負責人高達斌進行過一次深度訪問。訪問間透露出被訪者堅定的政治信念,也許可以作為以小見大,作为窺探香港建制派精神理念的渠道。

高達斌:愛港之聲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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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陽光網視採訪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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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告訴你大躍進時期的往事,因為那時我還沒出生。但我可以講一講文革時期的生活故事。

出生在武漢的城市,我覺得自己算是幸運的。畢竟城裡人是有最低伙食保障的。每天早上,我們都吃稀飯配鹹菜。而且八點準時開始派餐,如果錯過了就要餓肚子。而即便是這樣簡陋的伙食,也是因為我父母單位的內供,才可以吃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我們一家人住在150平方英尺的房間裡。在我們居住的筒子樓裡,沒有隱私可言。鄰居打架,其他人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我家的沙發是我爸爸自己做的,他用木板鋪上棉被,再加上在園子裡找到的一些廢舊彈簧。在我們的樓裡有六十個家庭,每八個家庭共用一個廚房,我們必須合理計劃時間才不會發生相撞。而廚房的水龍頭只有冷水,大家每天都要燒大量的開水供生活和飲用。每天運煤車都會撒落一地的煤屑,我記得是每天五點要起來掃煤。

整棟樓只有一間廁所,男女各六個便池。我們沒有衛生紙,只能使用報紙之類的做清潔。當地的農夫每週來清理一次糞便,帶回田裡作為養料。你可以以想像,環境是相當惡劣的。

我們當時蛋白質是極度缺乏的。魚、雞蛋、豬肉都是每月每人限量兩磅。連最常食用的大米是需要配給的,每個人大約二十磅。當我的父母聽說有蛋白質供應的時候,他們會凌晨四點半起床去市場排隊。至於蔬菜就更不要想了,我們幾乎見不到蔬菜和水果。在我十六歲離開中國前,我從來沒有吃過海鮮。

我的父母每月工資加在一起有一百元人民幣,相當於今天的30美元。我們一家80%-90%的開銷都是食物,其他事情都盡量少做。另外我們還會給鄉下的親戚寄送一部分錢。儘管我們很窮,但是他們的生活更難以想像。 Continue reading

Zhenli Ye Gon

葉真理华裔毒枭出生於中國上海,被派到墨西哥工作後加入其國籍。他早在07年就曾被指控從事毒品販賣活動,並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大金额販毒事件的主導。

據悉,葉真理的販毒環節涉及到墨西哥、香港,曾利用香港銀行進行洗錢活動,及非法化學藥品(冰毒)的生產製造。

作為華裔大毒梟,葉真理的案件曾經轟動一時。墨西哥警察抄家時發現其堆疊在家中的兩億現金,更是令全世界都為之大跌眼鏡。 Continue reading

1. 停止攝取咖啡因

雖然有人說,吸入咖啡因會對工作產生積極效果,但其實它反而會降低效率。當我們對咖啡因產生依賴後,我們需要不斷地攝取它來使我們正常工作,一旦停止,效率將會低下,甚至不能按時完成工作。這對工作來說是非常負面的。

你的能量應該來源於你的內部,取決於你對事物的態度和決心,而不是靠外在的刺激。健康的飲食、睡眠、深度運動,都可以帶來咖啡因帶給你的效果。

試試放下咖啡因,看看有什麼會在你身上發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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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中晚各冥想一次

冥想最重要的是讓腦袋清晰。冥想甚至不刻意去告訴自己我正在冥想,只需要做一些既定的事項,如深呼吸、祈禱、深思或借助視覺化設備。不論你做什麼,都是為了讓思緒清晰。

你可以問自己一些問題: Continue reading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祖父祖母剛30出頭,他們一家有兩個孩子,我1歲的父親,還有7歲的姑姑。
我家的背景

我的家庭來自北京,我想那時候應該被歸類為“知識分子”家庭。因為我的曾祖父母退休前都是教師,而我的祖父是航空專家,祖母也是個科學家。

文革前夕,我的祖父剛剛完成了蘇聯的研究生交換項目,從鮑曼大學回到中國,隨後他與我的祖母結了婚。然而剛結婚不久,他們就因為工作的分配而分隔兩地。我的祖父被調到黑龍江,而祖母留在北京。他們分隔了整整十六年,包括了文革的那段時間,因為當時已經是50年代了。他們每年只能見12天,所以其實文革期間,我的祖父母基本是分開的。

我祖父受文革影響比較大,因為他當時是他們科研項目的代表。文革是一場毛澤東在大躍進失敗後為鞏固自己權利而發起的運動,死傷無數。有很多年輕人響應了毛主席 (毛澤東) 的號召,成為了“紅衛兵”。這些紅衛兵被毛澤東和他的一些追隨者們發動,與所有阻礙毛澤東的力量進行鬥爭,哪怕他們社會地位很高,是高級知識分子,或者擁有權力,只要反對毛澤東,就是修正主義。因此,我的祖父因為他高級知識分子身份和所在部門而受到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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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母講述的故事

爺爺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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